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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宗显示，伏尔泰被捕后的数月里，警方开始关注这名古怪青年吐露出来的信息。逮捕他之后，警方立刻发现他涉嫌实施了另外一桩一九七七年十二月的谋杀案，那桩案子也发生在附近，这就证明了莫宁之前推测乔治太太是第一名遇害者的想法是错误的。实际上，她是第二个受害者。早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，葛瑞芬和妻子一起到超市购物后回家，正当他们把买来的一包包东西，从车上往屋里搬的时候，伏尔泰刚好开着他的货车从此经过，他连开两枪，其中一发击中葛瑞芬先生的胸部，使他立即毙命。弹道分析显示，凶器正是伏尔泰那把点二二口径的左轮手枪。于是他被以三项谋杀罪起诉。
同时，本案也让附近所发生过数次的女用内衣遭窃，与猫狗等宠物失踪的案子大白于天下。那些在伏尔泰家发现的动物颈链很多都是失踪宠物的，虽然警方已经找不出伏尔泰杀害它们的动机，但警方相信，他是要喝它们的鲜血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伏尔泰有了吸血鬼的大名！
周航记得警局的电脑纪录中，有一桩发生于一九七七年的意外事件，这个可以证明伏尔泰此前曾在印第安保留区太和湖附近，被一名印第安警察逮捕过，当时他的衣服上沾有血迹，货车内还有一把枪和一瓶血，但警察只是让他付了罚金就放了他，因为车上的血是牛血，而他解释说衣服上沾的血迹是猎杀野兔时残留的。
而后，记者与郡警在访问认识伏尔泰的人，并调查这小子不为人知的秘密后，伏尔泰令人叹息的历史慢慢完整了。一九五零年，伏尔泰出生于一户中产阶级家庭，条件还是很不错的，他小时候是个可爱乖巧的孩子，八岁时还有尿床的毛病，但很快就没有了。在他大约十二岁的时候，他的家庭出了问题，当时他的父母经常在家里大打出手，母亲后来控告他的父亲与人通奸、囚禁她并且吸毒。
他的父亲被拘捕后声称，这都是些夫妻间的争吵而已，一般伏尔泰不会听到他们的吵架。后来，几名心理医生和精神分析人员组成了一个小组，对他们家进行访谈，经过他们的评估，认为伏尔泰的母亲，患有典型的偏执狂妄想症，说一句题外话，一般情况下女人得这种病的概率要更大一些。伏尔泰的母亲“具有很高的攻击性，脾气暴躁，易怒”。父母的婚姻在争吵中又维持了近十年时间后终于离婚，其父后来再婚。
伏尔泰的智商很普通，大约是九十五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上高中，成绩一般，交往过几个女友，由于他在时无法，恋人关系维持的时间都不长。此外。他几乎没有什么好朋友，除了家人也没有其他长期稳定的人际关系。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对他做了心理诊断，一致认为他是在高中二年级时才开始堕落的：“他叛逆、大胆、不求进取。物品总是脏乱不堪，还吸食大麻和酗酒。”一位曾与他交往密切的女友说他经常服用迷幻药，一九六五年时因为携带大麻而被捕。后来被罚做社区服务。
下面的卷宗中显示，关于伏尔泰的细节经常见诸报端，记者和大众们一般认为是毒品让他走上了谋杀的不归路，而周航却并不同意这个观点。他认为，这小子的心理异常的确部分是因为毒品，但这不是关键原因，大家都见过不少有毒瘾的人，但犯下如此罪大恶极的谋杀案的人却很少。真实的原因更加隐秘和复杂。
再往下看。虽然这小子从高二时开始堕落，但还是顺利地从高中毕业了，一九六九年毕业后他工作了几个月，后来就再也没有做过长期的全职工作。他的朋友们回忆说，他曾进入两年制专科学院读书，同时还要想方设法维持工作，因而遭受到学校和社会的双重压力。
一九七二年。他在犹他州因酒后驾车被捕，这件事好像对他打击很大，卷宗中伏尔泰自己回忆说过，此后虽然戒掉了喝酒的毛病，却又生出了其他许多恶习。一九七三年。他由于无照携带枪支和拒捕而被警方逮捕。
后来他经常到一家公寓里参加年轻人聚集的舞会，但因为对女孩子进行胸袭而被驱逐。他还想再进舞会时，被一个男孩狠揍了一顿后扭送到了警局。后来他第三次回到舞会现场时，腰里插着一把点二二口径的左轮手枪。警方控告他品行不端，又罚了他五十美元。他一直找不到工作，只好在父母的家中蹭饭，靠他们接济混日子。
一九七六年时，他试图把兔子的血液注射到自己的静脉中，因而被送到了一个护士家里。法院后来把他判给这名护士监护，因为他的父母已经无法履行抚养义务。卷宗中这名护士回忆说，伏尔泰是一个“可怕”的病人，经常从树林中捉鸟并常拿东西敲它们的头，护士好几次在他的脸上和衣服上发现血迹，并发现他的日记里也记载了屠杀小动物并喝血的内容。后来护士的两个助手看不下去他的所作所为，愤而辞职。伏尔泰臭名远扬，就像那位声名赫赫的德古拉一样。
他的所有怪异行为都有原因，至少他自己是这么想的。他认为自己中了剧毒，血液很快会变成粉状物，为了求生，只能靠补充其他人的新鲜血液。同年，他因为精神问题进入精神病院治疗，一名精神病医生指示一名男护士把他送到另一个房间去，和另一名患者同住，但他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拒绝前往。
精神病院的护士说，他害怕同住后不如一个人自由自在，可能真是如此。与此同时，对他的药物治疗似乎很有效，他的状态很稳定。后来一名心理医生认为他不必再住院，只需定期接受门诊治疗就行，顺便还能解决一下医院的病床紧张问题。那名照料他的男护士回忆说：“当我们知道他要出去的消息后，大家乱成一团，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。”；一名门诊医生在被问到为何放出伏尔泰时说：“因为药物治疗控制住了他。”；这是因为受害者家属，后来控告医院，他们玩忽职守！
一九七七年，伏尔泰获自由后大部分时间都由其母亲照料。她为他收拾了公寓，就是他后来被捕的那所房子。伏尔泰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间小屋子里，偶尔陪陪他的母亲。他领取政府的救济金，同时还以失业者的形象行乞。父亲也为他支付一些账单。为了多陪陪这个儿子，父亲经常在周末带他出去玩，有时会给他买些礼物。这在周航看来，这家伙的父亲还是很负责任的，只不过，也许是有些近墨者黑吧，他的母亲同样患有精神疾病！
这个卷宗非常之详尽，周航看到这里，除了一向的冷静之外，已经被吸引了进去，他更加关注的是后面的事情，于是继续看着。以前认识伏尔泰的一些人发现他比从前活跃了，经常说自己上高中时的一些事。这些陈年旧事在他嘴里却鲜活无比，好像刚刚发生一样，但他从不提小时候的事。他转变话题很快。说着飞碟突然就能转到高中时组建的“纳粹党”。后来，他母亲看房间太乱，说了他两句。他从此不让母亲进房间。太和湖事件时，他父亲去保释他时也说，当地警察误会了伏尔泰，只是一次意外事件。
太和湖事件发生于一九九七年八月，从那时到杀害乔治太太这段时间，他的思想急转直下，可以从一些细节看出来。九月的时候，他和母亲吵了一架。然后愤怒地杀了她的猫；十月时，他以每条十五美元的价格买了几条狗，买来后就宰了；
十月二十日，他盗窃了价值仅为两美元的汽油，在接受警察盘问时却异常冷静，拒不认罪，最后警察没办法只好把他放了。十一月中旬。他看到报上有一条拉布拉多犬的广告后，到了主人家，他很会讲价，用一条狗的价钱买了两条小狗；十一月下旬，有户人家遛狗时丢了一条狗。于是在报上登“寻狗启事”希望好心人提供线索，伏尔泰也往他家打了个电话。此后不久，警方陆续接到多人报案宠物失踪。
十二月七日，他到枪支专卖店买了一把点二二口径的左轮手枪，按照规定必须填写一张表格，里面有一项要他填写是否曾在精神病院接受过治疗，他填了“没有”。填完了表格，他还得等到十二月十八日才能获得枪支许可。在等待期间，他做了几件事，有些甚至很麻烦：他重新登记了自己的卡车；从报纸上剪下来有关洛杉矶绑架犯和免费赠狗的新闻；圣诞节那天，父亲带他去买礼物，他挑了一件橙色大衣，此后他一直穿着这件连帽皮大衣，从未脱下。
十二月十八日获得合法配枪资格后，伏尔泰又去买了些子弹，现在他觉得可以为所欲为了。他先是朝着一户姓菲林的人家开了一枪，把墙壁射穿了；几天后，他又朝另一户斯克的厨房里开了一枪，子弹擦着厨房里的斯克太太的头皮飞过；没过多久，葛瑞斯惨案就发生了第一桩），他家离斯克家只隔一条街，而斯克太太受惊和葛瑞斯先生惨死都是伏尔泰兴之所至的杰作。葛瑞斯家前面有很多树，要想在此快速驶过并击中目标的胸部，需要有非常好的枪法，据此分析，斯克太太是靠着幸运才逃过一劫。
一九七八年一月五日，伏尔泰买了一份《萨克拉门托蜂报》，上面载有乔治太太被杀的新闻报道，并有很多民众对此桩谋杀案的谴责声明，这份报纸他一直保留着。一月十日，他又买了三盒子弹。一月十六日，邻居家收音机的声音惹怒了他，他拿起枪就朝那户人家的窗子开了一枪。
警方已经掌握了伏尔泰在一月二十三日，也就是乔治太太被杀这一天的详细行踪。当日一大早，他想闯入一户邻居家，但在窗外的时候被厨房里的女主人看到了，只好离去，走之前他还到人家的院子里坐了一会，吓得女主人打电话报了警，等警方到达时伏尔泰早就溜了。
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偷偷进了另一户人家，但很快主人发现了他，并一路追赶他到了大街上，最后还是追丢了。主人回家检查损失时发现丢了一些财物，但很奇怪的是孩子的床上有新鲜的大便，柜子里的衣服也有一股尿骚味，周航明白，这都是恋物癖的典型行为。一个小时以后，他又到了购物中心的停车场，并在此遇到了高中同学，这名证人对抓到他起了重要作用。
这个高中同学看到他的样子时吓了一大跳，衣服上沾着血，嘴角布满结痂，和高中时已经大不一样。她开始时没有认出他来，直到伏尔泰说起她高中时的男友，伏尔泰的朋友时，才想起来他是谁。但她被伏尔泰的样子吓坏了，谎称自己马上要去银行，赶紧开车走了，但伏尔泰尾随着她的车到了路边并试图上车，吓得她锁紧车门疾驰而去。几分钟后，他又潜入购物中心附近的一户人家，但被主人发现了，他声称自己只是想抄近路，然后他就闯入了乔治太太家。
那名失踪男婴的尸体也在一九七八年被发现了，距离伏尔泰家比较近。伏尔泰入狱后，绝口不提自己的罪行，最审从萨克拉门托转移到了帕洛阿图。又过了一年，一位精神病医生取得他的信任，并和他谈了几次。伏尔泰便开始对精神病医生，讲述了自己连续杀人的经过。
周航用鼠标滑动页面，这份文件继续往下看去便是伏尔泰的自述了：“我第一次杀人完全是个意外，当时我的车坏了，无法发动，但我必须找一间公寓进去，因为母亲不让我去她家过圣诞节。以前，每个圣诞节我都会去她那里大吃一顿，然后和外婆、姐姐聊聊天，但这次母亲不让我去了，我很愤怒，就开枪射击她的汽车，还要杀死其他人才能平息怒气。”；
“第二次杀人则是因为看到别人赚了许多钱而感到嫉妒，我去她家行窃时被女主人发现，我只能杀了她，还喝了一点她身上的血。后来那一次，我本来也是去盗窃，但我进去后发现他们全家都在，我只好把他们全杀了。我认识在停车场碰到的那个女士，她是我好友席尔瓦的女友。席尔瓦在一场摩托车事故中死了，但我认为他是被黑社会的人暗算了，因为那时候他还是个黑手党，还贩卖过毒品。我觉得他的女友应该知道一些这方面的内幕，所以才在停车场和她搭讪，但她说已经结婚了，不想再和我谈前男友的事情。都是因为我母亲给我下毒，黑社会才能够赚钱，我知道这些人是谁，如果我能找到证据，一定把他们全部抓起来。”
再往下，法庭审判从一九七九年初开始。五月六日，《萨克拉门托蜂报》记者巴登多在报道庭审时写道：“被告看起来脸色惨白，精神迟钝。棕色头发乱糟糟的，塌陷的双眼呆滞无神，这时候他刚刚过完二十九岁的生日。坐在法庭上显得很无聊，不时把弄面前的一张纸，有时候呆滞地盯着法庭里的灯光看。”
按照加州最新的法律。控方希望法庭判处被告死刑；辩方则以伏尔泰的精神有问题进行抗辩。控方认为伏尔泰有足够的行为能力，必须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。最终，蔡斯还是以一级谋杀的罪名被起诉，陪审团很快就讨论完毕，一致认为他有罪。法官下令把他收押于圣昆廷监狱，直至执行电椅的死刑。
看到这里，周航注意到，莫宁教授似乎并不同意陪审团的判决。也不认同该案件的审理方式。莫宁教授曾经陈树过他自己的观点，当时还有一桩案件，旧金山市政厅的雇员，谋杀了前旧金山市长和议员两人后，却有完全不同的审判结果：他以精神问题为由逃过了死刑的处罚，只是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。因此莫宁认为伏尔泰这样明显患有精神疾病的人，他应该在精神病院度过后半生。不应该送他上电椅。
伏尔泰在圣昆廷监狱等待死刑的时候，莫宁还曾去探访他，和莫宁同去的是联邦调查局驻加州的监狱联络官康纳，莫宁在笔记中这样描述：“康纳衣着光鲜、相貌堂堂、很会讲话，拥有让哑巴开口的本领；探访伏尔泰是我这一生中最奇特的经历之一。从进入监狱开始，到我们和伏尔泰面对面开始交谈，我都在不停地颤抖。这所监狱戒备森严，但我还是感觉到一股让人恐怖的气氛弥漫周围，之前我曾经和无数罪犯打过交道，但这次是最恐怖的一次，我甚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我身边的康纳也有类似的感觉！”
“我们走进电梯，来到电梯室，周围仿佛有一股奇怪的声音在鸣叫。在会客室等待伏尔泰的时候，我也感到一阵阵恐惧。很快，我听到了伏尔泰走来的脚步声，我仔细打量了他一下，他戴着手铐和脚镣，就像狄更斯的小说《圣诞颂歌》中马利的鬼魂出现了，他只能拖着脚往前走，动作呆滞。”
“他的神情也让我们很惊讶，头发很长，那双眼睛我永远无法忘记，它们就像是电影《大白鲨》里面的那条大鲨鱼，瞳孔几乎看不见，只有一个黑点。我们面对面谈了很久，但我仍然感觉这双眼睛是属于魔鬼的。他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，仿佛能够看穿我的思想，但他并没有做出什么侵略性的动作，一直都安静地坐着，把玩着手里的一只塑料水杯。
他即将被执行死刑，所以我也不用说什么安慰的话，但我知道第一次和这种谋杀案案犯交谈时，一定要赢得他的信任，这样他才会对我敞开心怀，所以，我和他谈话时显得很轻松，并且表示能够理解他。他承认自己杀了人，但说这是不得已的，因为他要维持自己的生命，他深信有人在他的肥皂盒里下毒，使他奄奄一息，只有杀人喝血才能活下来。”
“我对他说从没听说过有人在肥皂盒里下毒的。他开始教育我了，他说，人人都有肥皂盒，如果拿起肥皂时发现肥皂底部是干的，那就没事；如果底部有黏着物，那就意味着有人给你下毒了。我问他中了什么剧毒，他就说了前面提到的血液变成粉末的那番话。看到这里，有人可能会认为他的说法简直是太荒唐了，但我要和他交谈话，不能做出这样的反应，甚至不能流露出一丝吃惊的模样，只有这样他才会对我畅所欲言。”
“他的确是满嘴胡言，甚至说自己是犹太人，虽然我知道他说的是谎言，但并不点破，也没有露出吃惊或不相信的神情，我平静地让他继续往下说。然后，他说自己额头上有一颗‘大卫之星’，因此注定一生都要受到纳粹的迫害与荼毒，说着他还让我看他的前额。我大可以对他说：‘别胡扯了。’；也可以对他说：‘哎呀，这漂亮啊，我要是也有一个就好了。’但这样说无助于得到我想要的信息。当然，他的额头上并没有什么‘大卫之星’”
“我觉得也许他是在给我下套，或者是在考验我能否顺着他的话往下说。另一个可能是他在和我开玩笑，或许在他胳膊上或胸前真有一个什么记号，但他却说长在自己的前额上。目的只是为了知道我是否真的了解他。在此情形下，我也只能撒谎，说自己没戴眼镜。这个地方又很昏暗，实在看不清他的额头，但我没有否认他额头上长着‘大卫之星’的说法。他又对我说，纳粹分子已经和飞碟联系上了，他们经常在地球上空飞行，并用心灵感应来对他发号施令，让他杀人喝血。最后他对我说：‘你知道，莫宁先生。你应该很清楚，我杀人其实都是为了自卫。”
“刺！”周航从鼻孔中笑了一声，然后吧嗒吧嗒的抽了两口雪茄，再喝了口咖啡，他觉得这个案子，或者说这个故事有趣极了，最起码伏尔泰是个“幽默”的小子。他继续看下去。
此前很多访谈者都问过伏尔泰是如何选择被害人的。但都被他巧妙地避开了，而莫宁则成功取得了他的信任，从他嘴里套出了这个信息，或许是莫宁这次访谈伏尔泰最重要的成果。他非常爽快地告诉莫宁，在杀人之前。他会听到一股神秘的声音，这些声音告诉他必须立刻去杀人，接受“命令”之后，他就到街上去寻找下手的对象。如果这一家紧锁着门，他就会走开，如果这一家很容易进入，他就进到屋里杀了他们。莫宁当时也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破门而入时，他的原话，回答道：“噢！如果上了锁，就意味着我是不受欢迎的。”周航想，在伏尔泰的心目中，生死之间竟然只隔着一道门锁！
最后莫宁问他为什么一直拿着塑料杯，他说这就是监狱给他下毒的证据，说完后他侧身让我看了看杯子里面的黄色碎屑，后来我认出那只是一些通心粉和奶酪的残渣。他希望我把这些东西带到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去化验，这份礼物让莫宁无法拒绝。
这次访谈莫宁可以说收获颇丰，对行为科学调查组的研究工作也非常有帮助，让他们对那些无逻辑的凶手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，他们和那些有预谋、有准备的凶手有很大不同。伏尔泰不仅是无逻辑凶手中的典型，在莫宁的执法生涯中，他比任何人都更有意义。这也是访谈过后，莫宁的原话。伏尔泰在圣昆廷监狱期间，经常受到其他犯人的嘲弄和辱骂，犯人们威胁说如果伏尔泰靠近他们，就立刻宰了他，并经常让他早点自杀了事。当时对他进行检查的监狱医生都不胜其烦，巴不得早点执行他的死刑，好让监狱里安静一点，但这个医生最后建议监狱方面说，不如把他转到加州维卡维里的监狱，因为加州医疗中心在那所监狱里安装了治疗精神病患者的设备。莫宁非常赞同这个建议，并和他一道催促联邦调查局照此行事。后来，伏尔泰又给莫宁和康纳写了几封信，让他们两个一定要带他去华盛顿求援，因为他认为联邦调查局需要知道飞碟与空难、防空武器的联系，他认为这些防空武器是伊浪（非错字！你们懂得）人用来对付米国的武器。在信上，他还写道：“联邦调查局可以用雷达侦测出飞碟的活动，只要按我的方法做，追随天空的星星的轨迹，就能知道很多核反应的秘密。”
